攻勢主義之外:被主流忽視的德國1933年防禦準則

攻勢主義之外:被主流忽視的德國1933年防禦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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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理事長 李黎明

保衛生存的空間,乃國民首要之思慮與責任,毋庸置疑。保衛之法,實有兩端,然而,國人——尤其是專家學者,一向僅關注在攻擊的那種方法,而鮮少思考防禦的那種方法。所以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恐有數端。不過,此處只談一個理論典範合理性的問題。

已經成為教條的攻勢主義,自拿破崙以降,被解讀為克勞塞維茨偉大《戰爭論》的結晶金塊,早已建立了其理論合理性的根基。事實上,專家學者早已陷其窠臼,深信無疑,甚至可謂幾達200年之久。其實,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有更多的篇幅是在談論攻擊之不可取。可惜,有耐心閱讀並冷靜理性的思考者,鳳毛麟角。無論如何,《戰爭論》出自十八、九世紀的德國,即便作者克氏本人都難以擺脫「辯證」思維,致全書迄未完成。何況今日學子之處境,其有優於克氏乎?

克勞塞維茨思考防禦的部份,向不為攻勢崇拜者之一屑。西方軍事大國,或可如是,然弱勢小國,則不能不正視防禦之方法。事實上,德國在一戰「塹壕戰」的掙扎中,思考出了「Abwehr」概念下的兵力運用之道,在1933年終於據以修改其傳統的「Verteidigung」(防禦)準則,而完成其「Truppenführung」(1930年代的日、中學者譯為「軍隊指揮」)(然當代卻乏人問津),以取代其前此所有的操典。簡言之,「Abwehr」的概念,容入傳統防禦準則所不認同的,包括指揮官對撤退、保存戰力的極大「自由裁量空間」(當然也包括了在這過程中的作戰指導)。

德國1933年軍方內部發行的「軍隊指揮」新準則,在1936年1月公開發行,日本在1936年10月以日文出版,國民政府南京陸軍大學則在1937年3月以中譯出版。那個年代,知識軍人的求知熱衷,豈在言表?

生活,亦不過是學習。關於這個德文「Abwehr」,筆者得自翁老師的指導,其意義乃較傳統的「Verteidigung」(防禦)更具廣義與彈性,這才能夠提供指揮官自由度的準則依據。有趣的是,「Abwehr」究應如何中譯?日文本當年譯為「防支」,中譯本則是照搬引用而全無解釋,筆者只有再請教於修華祕書。經過修華祕書的查找請教無果,最後仍應回歸到1939–1942曾任德國參謀總長的哈爾德(Franz Halder)上將,在1953年對美國國防部的解釋。不過,這就是另外的話題了。

上述1933年德國新準則的軍事戰略意義,與年代久遠的表面現象全無關係,而是它能提供了在弱勢或條件不足情勢下,如何「保存戰力」的野戰用兵準則。

本文的例子,可以思考對軍事戰略的探索認知以及理解取用,是否可以出自一個民族優越性的根基?我國的處境,是否更需要一種內心審思的智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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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隊整肅與內部維穩看解放軍潛射彈道飛彈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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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嗣葵/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助理研究員/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 2026年7月6日,中共進行了罕見的潛射長程彈道飛彈試驗。這也是北京首次公開展示由核動力潛艦向國際開放海域發射戰略彈道飛彈的能力。這次試射表面上是一項軍事行動,而外界最關注的,是它究竟使用巨浪二型還是巨浪三型飛彈,射程有多遠,飛行航跡如何,以及是否具有針對美國、澳洲與南太平洋國家的戰略威懾意義。但是,如果我們只從國際安全和軍事技術角度觀察,恐怕還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北京會選擇在2026年7月上旬這個時間點,公開進行如此敏感的戰略武器試射。 因為在這次試射前後,中共內部正好出現幾個重要政治節點。首先,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5周年。其次,7月1日也是中共戰略導彈部隊組建60周年。共軍第二炮兵部隊成立於1966年7月1日,後來於2015年底改組為火箭軍,建黨與二炮建軍兩個紀念日結合更有特殊的象徵意義。第三,解放軍內部正值高層整肅期,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等軍方高層遭到立案審查調查,軍中持續進行政治整訓、思想整風與反腐敗教育。最後,就在飛彈試射兩天後,也就是7月8日,習近平出席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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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飛安事故亦或政治安全事件:北京中國尊撞機案的多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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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嗣葵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助理研究員/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 2026年6月26日傍晚,北京朝陽區東三環附近發生小型飛機撞擊高層建築事件。根據北京市朝陽區官方通報,當日17時55分,一架單發雙座輕型運動航空器在飛行中碰撞一棟高層建築,僅駕駛員1人死亡,現場13人受傷,相關情況仍調查中。而由多家國際媒體現場影像指出,被撞建築為北京中信大廈,即俗稱「中國尊」的北京最高樓之一。該建築位於北京中央商務區,亦為中信集團總部所在地,距離北京政治核心區並不遙遠,因此事件一開始就超出單純飛安事故範疇,具有首都安全、政治節點與央企象徵的複合意涵。 綜合外媒與網路資料整個事件狀況,涉事飛機註冊號疑為B-12PP,約在下午5時30分出現在北京東北郊空域盤旋,之後朝北京市中心方向飛行,訊號於17時55分停止,位置已接近朝陽區核心區域。這種航跡在嚴格空域管制的中國首都北京下顯得異常,也使外界自然產生諸多疑問。 撞機事件戳破北京低空安全管制假象 中國北京在2026年5月1日起實施《北京市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規定》,該規定明確北京市行政區域全域為無人駕駛航空器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飛行活動均需申請。並對無人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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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評中俄第11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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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軍事互信並升高西太平洋與臺海危機擴散風險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研究助理 高婕昕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近日公布最新情資,指出中國與俄羅斯軍方近期再度執行空中聯合巡邏任務。此次行動中,中共空軍出動轟-6型戰略轟炸機4架次及殲-16型多用途戰鬥機6架,俄羅斯空軍則派遣圖-95型戰略轟炸機2架、圖-142型遠洋反潛巡邏機2架,以及蘇-35型空中優勢戰鬥機1架次,共同在日本四國外海及西太平洋廣大海域進行聯合飛行訓練。 這項聯合巡航並非首次,而是中俄兩國自2019年7月23日首度實施以來,已成為年度例行軍事合作項目。2020年至2021年間維持每年一次頻率,2022年後提升為每年兩次,此次行動為雙方第11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頻率的增加反映出中俄軍事互信持續深化,雙方有意透過常態化聯合行動,向美日等盟國傳遞戰略威懾訊號,並公開宣示共同的安全立場,特別強調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作戰能力與遠洋兵力投送實力。 從此次出動機型來看,中俄雙方展現了強大的長程打擊與遠海滲透能力。轟-6與圖-95/142等戰略轟炸機具備遠距巡弋飛彈投射潛力,可對區域內重要目標構成威脅;殲-16與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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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國「台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戰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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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嗣葵博士 2026年5月,日本與菲律賓在雙邊峰會後宣布正式啟動專屬經濟區(EEZ)及大陸架海洋邊界劃界談判,並將相關談判範圍延伸至台灣東方海域周邊。隨即在2026年6月,中共宣布啟動「台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此舉立即引發兩岸及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若單純從官方說法觀察,北京宣稱此舉係依據「海上交通安全法」與相關法規進行海上交通管理與安全維護工作。 然而若結合日菲談判、近年中共對台軍事戰略部署、解放軍東部戰區軍事行動,以及「十五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海洋強國」戰略來進行綜合分析,便可發現此項執法行動並非單純行政管理措施,而是一場融合海權主張、法律戰、灰色地帶行動及戰略威懾的綜合作戰行動。從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北京首次以官方執法名義,將其治理與管轄意圖延伸至台灣東部海域,其象徵意義甚至超越過去解放軍的軍事演習與海空封控行動。 台灣東部海域空間的軍事戰略意義 過去數十年,中共對台軍事壓力大多集中於台灣海峽、台灣西南空域、巴士海峽及東海方向。然而此次執法行動卻刻意指向「台灣東部海域」。這個位置選擇具有高度戰略意義。因為在解放軍作戰規劃中,早將台灣東部視為台灣最後戰略縱深。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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