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詐騙集團案引爆美中數位金融霸權博弈

柬埔寨詐騙集團案引爆美中數位金融霸權博弈
圖片來源:AI資訊

研究員 秦嗣葵博士

 2025 年 10 月,美國與英國聯手對柬埔寨太子集團(Prince Holding Group)及其董事長陳志(Chen Zhi)發動制裁與刑事起訴,指控其在柬埔寨多地經營「殺豬盤」為名的虛擬貨幣詐騙園區,強迫拘禁人員進行假投資、加密幣轉換與跨境洗錢。據美國司法部公布資料,涉案金額達數十億美元,部分資金以比特幣與泰達幣(USDT)等加密貨幣形式進行流轉,用以規避金融追蹤與制裁。

美國財政部隨後凍結太子集團及相關企業在美元體系內的資產,禁止其使用美國銀行與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並將其列為重大跨國犯罪組織。此舉不僅是針對詐騙產業鏈的司法行動,也象徵著美元體系在數位資產監管領域的主權延伸。這一系列制裁行動,表面上顯示的是映出美國對跨國詐騙網絡的強勢執法姿態,似乎僅是屬於刑事偵辦與金融監理的範疇,然而其背後揭示的趨勢—數位資產監管主權化、支付通路國家化、貨幣體系技術升級。

然而,中國官方相關研究機構卻針對陳志一案對美國提出指控,指稱美國藉由其在區塊鏈監管技術、司法管轄權延伸以及國際金融清算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實質上將全球虛擬貨幣資產納入其法律與技術控制範圍,構成一種「技術霸權式收割」。此種說法將事件定性為全球金融權力再分配,而非單純刑事案件。

然而深層檢視美國的數位金融監管作為,隱然是與中國近年推動「數位人民幣(e-CNY)」及「去美元化」戰略方向針鋒相對。由於美元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使美方能以凍結與制裁為手段,實施以金融政策法規進行精確制裁。然而這種美元霸權的體系促使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積極推動人民幣電子化與去美元化戰略,試圖在新興的數位金融秩序中建立替代體系。上述情勢揭示了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正在進行的「貨幣監管主權化」與「支付通路政治化」的深層變化。

數位資產監管主權化的崛起

比特幣與其他加密資產最早的設計為「去中心化」與「非主權」的替代貨幣。然而十多年來,隨著詐欺、洗錢與恐怖資金等犯罪問題浮現,各國政府開始重新奪回對數位資產流動的控制權。而美英凍結柬埔寨太子集團比特幣的行動正反映出各國政府對此趨勢的態度:有1.技術層面追蹤性提高。透過區塊鏈監控與鏈上分析,政府可以定位資產來源、追蹤轉移路徑。2.法律層面的主權再界定。凍結、沒收並將加密資產納入國家儲備,象徵著「主權貨幣的數位延伸」。3.政策層面的金融國家化。國家開始不再僅監管傳統銀行體系,而是將數位資產納入貨幣政策與國際金融戰略的版圖。

這種監管主權化的思考,其實與中國政府對私人加密貨幣的強力封禁、以及對 e-CNY 的積極推動,是有著異曲同工的觀點。中國官方早在 2021 年全面禁止比特幣與虛擬幣交易,理由不僅是防止金融風險,更是要「防止去中心化貨幣削弱國家金融主權」。因此,西方的「監管加密」與中國的「國家主導數位化」雖表面看來是不同的做法,但實則在宏觀意義上同屬國家對貨幣主權的數位掌控強化。

支付通路國家化:貨幣體系的地緣戰略延伸

美國長期依靠美元體系與 SWIFT 支付網絡,實現「金融霸權」與「制裁武器化」;歐洲則透過金融法規維持跨境監理影響力。歐美國家對貨幣金融系統的掌控,使得貨幣不僅是經濟工具,更是國際權力的延伸。誰掌控支付通路與清算機制,誰就掌握全球資金流動與制裁權。近年,美國在制裁俄羅斯與伊朗時,多次凍結其外匯儲備與金融通道,證明了「支付基礎設施」本身就是地緣戰略資產。

在歐美掌控貨幣金融系統的背景下,中國推動 e-CNY 及 CIPS(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其目標並非僅為數位化便捷,其目的主要有三:1.建立可與 SWIFT 平行運作的支付體系,避免在政治對抗中被金融封鎖。2.推動一帶一路國家以人民幣或 e-CNY 結算,降低美元結算比例。3.在區域貿易與能源市場(中俄、中東、東盟貿易)中,強化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地位。

因此,中國的「支付通路國家化」可視為對美元體系的一種戰略對衝。而美英此次將加密資產「凍結與收編」,其思考與中國可說是如出一轍。即在數位金融浪潮下,國家重新將支付與資產流通「收回主權」。

貨幣體系技術升級:制度的競爭

從國際霸權競逐的戰略角度來看,全球貨幣體系的重構不僅是政策之爭,更是一場「制度技術」的競賽。

美國與西方的策略:以加密監管、穩定幣(如 USDC、USDT)及金融科技整合,維持美元在數位化金融中的主導地位。在技術方面透過民間科技企業(如 Coinbase、Circle、Ripple)發展數位資產應用,屬於「去中心但受監理」模式來管理。另外,美國利用原有美元穩定幣地位繼續維繫國際結算的優勢制高點,使全球數位支付仍以美元計價與結算。

中國的策略:以 e-CNY 為核心,構建「主權可控的數位貨幣基礎設施」,形成一套替代性標準與通路。即中國是其由中央銀行主導 e-CNY 的研發與流通,採「中心化但具數位透明度」的設計。中國最終希望透過 e-CNY 與 CIPS 讓人民幣能在區域貿易、能源交易與南南合作中「脫鉤美元」。

歐美與中國這兩種制度路徑的差異,可以理解為「自由市場數位美元」對「國家控制數位人民幣」的對照。這兩種制度路徑的差異,可以理解為「自由市場數位美元」與「國家控制數位人民幣」的兩種對照。兩者的共同點在於都強調「可追蹤、可控、可監理」,但政治意圖迥異,前者強調市場自由與競爭,後者強調國家安全與主權。簡而言之,美國在「升級美元霸權」,而中國在「重建非美元體系」。

當前全球金融秩序正呈現雙軌化趨勢:一條是由以美國為主領導的「數位美元圈」,以監理框架與自由市場技術為支撐;而另一條則是由中國推動的「數位人民幣圈」,以主權金融與國家協議為基礎。這兩條跑道尚未完全分化,但在地緣政治競爭(如俄烏戰爭、台海緊張、全球供應鏈重組)中,其分化可能加速,最終形成並行甚至對抗的金融生態。我國地緣政治

結論

未來全球金融秩序將可能出現「數位美元圈」與「數位人民幣圈」雙軌並行情勢,台灣作為印太區域的重要經濟體,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技術層面的金融數位化轉型,更是政治層面的戰略抉擇問題。美中雙方正透過數位貨幣與跨境支付基礎設施的競逐,逐步將金融體系納入地緣政治對抗的新前線。台灣若未能及時調整政策與制度架構,將可能在未來的國際結算與貿易支付體系中將處於被動地位,而使得國家利益受損。

台灣除強化與「數位美元圈」的制度連結,深化與美、日及歐盟在數位貨幣監理、區塊鏈安全、反洗錢標準等面向的合作外,應關注防範中國數位人民幣在區域支付壯大崛起形勢下所帶來的資訊滲透與安全風險。並在面對美中兩大陣營的制度競合形勢下,台灣宜採取「戰略模糊而制度明確」的原則,即在政治上「形似中立」、在技術上確保相容,在法律與金融監管上與美國為主的民主陣營保持協調。如此方能在雙軌化的全球金融秩序中,維持戰略韌性與經濟自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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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隊整肅與內部維穩看解放軍潛射彈道飛彈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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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嗣葵/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助理研究員/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 2026年7月6日,中共進行了罕見的潛射長程彈道飛彈試驗。這也是北京首次公開展示由核動力潛艦向國際開放海域發射戰略彈道飛彈的能力。這次試射表面上是一項軍事行動,而外界最關注的,是它究竟使用巨浪二型還是巨浪三型飛彈,射程有多遠,飛行航跡如何,以及是否具有針對美國、澳洲與南太平洋國家的戰略威懾意義。但是,如果我們只從國際安全和軍事技術角度觀察,恐怕還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北京會選擇在2026年7月上旬這個時間點,公開進行如此敏感的戰略武器試射。 因為在這次試射前後,中共內部正好出現幾個重要政治節點。首先,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5周年。其次,7月1日也是中共戰略導彈部隊組建60周年。共軍第二炮兵部隊成立於1966年7月1日,後來於2015年底改組為火箭軍,建黨與二炮建軍兩個紀念日結合更有特殊的象徵意義。第三,解放軍內部正值高層整肅期,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等軍方高層遭到立案審查調查,軍中持續進行政治整訓、思想整風與反腐敗教育。最後,就在飛彈試射兩天後,也就是7月8日,習近平出席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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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飛安事故亦或政治安全事件:北京中國尊撞機案的多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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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嗣葵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助理研究員/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 2026年6月26日傍晚,北京朝陽區東三環附近發生小型飛機撞擊高層建築事件。根據北京市朝陽區官方通報,當日17時55分,一架單發雙座輕型運動航空器在飛行中碰撞一棟高層建築,僅駕駛員1人死亡,現場13人受傷,相關情況仍調查中。而由多家國際媒體現場影像指出,被撞建築為北京中信大廈,即俗稱「中國尊」的北京最高樓之一。該建築位於北京中央商務區,亦為中信集團總部所在地,距離北京政治核心區並不遙遠,因此事件一開始就超出單純飛安事故範疇,具有首都安全、政治節點與央企象徵的複合意涵。 綜合外媒與網路資料整個事件狀況,涉事飛機註冊號疑為B-12PP,約在下午5時30分出現在北京東北郊空域盤旋,之後朝北京市中心方向飛行,訊號於17時55分停止,位置已接近朝陽區核心區域。這種航跡在嚴格空域管制的中國首都北京下顯得異常,也使外界自然產生諸多疑問。 撞機事件戳破北京低空安全管制假象 中國北京在2026年5月1日起實施《北京市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規定》,該規定明確北京市行政區域全域為無人駕駛航空器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飛行活動均需申請。並對無人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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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評中俄第11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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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軍事互信並升高西太平洋與臺海危機擴散風險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研究助理 高婕昕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近日公布最新情資,指出中國與俄羅斯軍方近期再度執行空中聯合巡邏任務。此次行動中,中共空軍出動轟-6型戰略轟炸機4架次及殲-16型多用途戰鬥機6架,俄羅斯空軍則派遣圖-95型戰略轟炸機2架、圖-142型遠洋反潛巡邏機2架,以及蘇-35型空中優勢戰鬥機1架次,共同在日本四國外海及西太平洋廣大海域進行聯合飛行訓練。 這項聯合巡航並非首次,而是中俄兩國自2019年7月23日首度實施以來,已成為年度例行軍事合作項目。2020年至2021年間維持每年一次頻率,2022年後提升為每年兩次,此次行動為雙方第11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頻率的增加反映出中俄軍事互信持續深化,雙方有意透過常態化聯合行動,向美日等盟國傳遞戰略威懾訊號,並公開宣示共同的安全立場,特別強調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作戰能力與遠洋兵力投送實力。 從此次出動機型來看,中俄雙方展現了強大的長程打擊與遠海滲透能力。轟-6與圖-95/142等戰略轟炸機具備遠距巡弋飛彈投射潛力,可對區域內重要目標構成威脅;殲-16與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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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國「台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戰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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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嗣葵博士 2026年5月,日本與菲律賓在雙邊峰會後宣布正式啟動專屬經濟區(EEZ)及大陸架海洋邊界劃界談判,並將相關談判範圍延伸至台灣東方海域周邊。隨即在2026年6月,中共宣布啟動「台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此舉立即引發兩岸及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若單純從官方說法觀察,北京宣稱此舉係依據「海上交通安全法」與相關法規進行海上交通管理與安全維護工作。 然而若結合日菲談判、近年中共對台軍事戰略部署、解放軍東部戰區軍事行動,以及「十五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海洋強國」戰略來進行綜合分析,便可發現此項執法行動並非單純行政管理措施,而是一場融合海權主張、法律戰、灰色地帶行動及戰略威懾的綜合作戰行動。從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北京首次以官方執法名義,將其治理與管轄意圖延伸至台灣東部海域,其象徵意義甚至超越過去解放軍的軍事演習與海空封控行動。 台灣東部海域空間的軍事戰略意義 過去數十年,中共對台軍事壓力大多集中於台灣海峽、台灣西南空域、巴士海峽及東海方向。然而此次執法行動卻刻意指向「台灣東部海域」。這個位置選擇具有高度戰略意義。因為在解放軍作戰規劃中,早將台灣東部視為台灣最後戰略縱深。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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