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07_烏克蘭的技術採購對共軍建構新質戰鬥力之啟發
Policy Lessons from Ukraine’s Defense Technology Procureme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Combat Capabilities
研究員 曾尹亮
一、前言
俄烏戰爭初期，烏克蘭因戰備物資短缺被迫採取非傳統策略，通過動員本土科技資源並整合國際援助，迅速填補裝備缺口。烏克蘭政府提出的「科技游擊戰」（Tech Guerrilla Warfare）政策框架，強調「速度優先於規模」、「靈活性優先於完整性」與「分散決策優先於集中控制」，顛覆傳統軍事採購模式。此政策創新不僅提升烏軍的戰場適應能力，也提供共軍建構「新質戰鬥力」的參考。
二、烏克蘭國防技術採購現況
自2023年4月起數位轉型部（Ministr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推出「Brave1」平台，致力於加速國內外創新企業的軍事技術研發。該平台在2025年2月已經整合超過1,500家企業，並產出3,300多項軍事技術提案。Brave1平台的核心運作模式包括：
（一）跨部門協調：數位轉型部整合國防部、國安委員會、武裝部隊總參謀部、戰略工業部等多個政府機構，提高政策執行效率。
（二）快速回應戰場需求：直接連結前線部隊需求，確保技術與研發符合作戰需求，並依戰場回饋即時調整。
（三）彈性融資機制：透過政府預算與國際援助快速導入資金，並優先支持具有高效能與低成本優勢的科技專案。
（四）簡化採購流程：跳脫傳統軍工複雜的採購體系，直接針對「戰壕中的需求」來決定開發方向。此創新採購模式加速烏軍對新技術的應用，並展現突破傳統框架的有效策略。
三、中共現況
中共自2022年起推動軍事事務變革，聚焦「新質戰鬥力」與「新域作戰力量」，計劃於2027年完成初步整備，2035年奠定基礎，2049年達成「中國夢」的軍事轉型。故未來共軍作戰任務已明確在鞏衛「近海」之戰略目標下，將建構應處「五海聯動」之聯合戰力，其中軍工科技發展政策之重點包括：
（一）習近平親自推動強化軍民融合發展戰略，頒布《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綱要》政策指導文件，旨在消除法規壁壘，促進民間技術向軍事領域轉化。
（二）自2023年起中央軍委統籌，全面拆解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營運機制與開發項目，以求建立更靈活的軍事科技研發體系。
然而對照烏克蘭的做法，中共面臨以下瓶頸：
（一）作戰需求與技術發展未能同步對接，導致共同圖像平台、情報體系自動化、指管網路韌性…等仍停留在試驗階段。
（二）採購法規與決策體系僵化，且反腐壓力遲滯創新技術轉化為戰力速度。
（三）國有軍工企業缺乏民間創新力量的靈活性。
四、對共軍戰役戰術層次武獲的啟發
新質戰鬥力的武器研製進度，包括成飛、瀋飛的戰機試飛、076型艦、2024年珠海航展展示項目（包括地面部隊班組之機器狗），因此共軍參考烏克蘭的創新戰術武器籌獲作法，可能做法包括：
（一）降低參與門檻：從「軍工特許」到「全民創造」，須完善法規、簡化行政流程、開放國有軍工技術、提高民營企業參與比例、降低「軍轉民」及「民參軍」門檻等。
（二）重塑供應鏈：模糊「戰時、平時」界線，將軍工體系的生產邏輯由過去「規模經濟」向「敏捷製造」轉變，呼應「中國製造」標準規格之供應鏈，方能更為靈活生產製造。
（三）創新戰爭動員：打破「軍、民」界線，平時吸納社會科技能量並轉化為部隊所需，將動員的對象從實體的「人與物」涵蓋虛擬的「數據與算力」，以成為未來戰時最直接的科技後盾。
（四）優化軍事訓練體系：建立研發、生產、前線士兵需求的迴圈模型，將新技術導入軍事教育，使部隊能夠快速適應裝備，提高戰場應用效率。
五、結論
烏克蘭的「Brave1」模式展示了政策靈活性在戰時整合科技力量的潛力，也因權宜作法產生以下風險：1.「人謀不臧」的疑慮，對資金管控、投資效益、技術門檻的法律、監管、評估機制形成嚴峻挑戰；2.開源戰爭工具技術極易取得，遭極端組織濫用風險；3.應急生產的品質管制不一，無助提升部隊正規戰力等。對中共而言，雖然其軍事現代化改革已進行多年，但創新轉化速度與民間參與度仍待提升。因此，共軍在明確的戰略目標與作戰任務前提下，清晰的聯戰需求是有助於軍工體系與民間力量的整合，以更開放的市場、靈活的供應鏈管理來提高效率，尤其參考烏克蘭「Brave1」平台並且全面拆解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後，研判2027年前設立專責機構，針對地緣政治局勢、軍事事務變革需求與新質戰鬥力目標，推動更具彈性的技術採購政策。#MilitaryInnovation #brave1 #DefenseTechnology #plamodernization #ukrainewarlessons #geopoliticsand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