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27_川普百日震撼：美中台三邊戰略關係蠡測(四) 未來4年川普執政下台美關係發展-- 中等國家台灣的整體戰略思考
助理研究員 詹祥威
台灣在全球國家中，其國土面積約略等同荷蘭、瑞士，人口總量約略等同澳洲、荷蘭，經濟規模總量約略等同瑞士、比利時，軍事實力則高於瑞典、加拿大。其中，無論在地緣戰略或經濟戰略層面，台灣皆位處全球重要戰略節點，因而勢必與全球國家互動層面上有高度連動關係。
2024年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開啟其第二任時期，在全球「美中戰略競爭」的框架下，Trump政府重啟並升級「抗中戰略」，層面包括關稅戰、貿易戰與科技戰，旨在通過經濟與技術手段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進而降低其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威脅。
如今在全球戰略環境轉變的當下，台灣作為仰仗進出口貿易與能源運輸的國家，應有如何的外交戰略思維？本文嘗試從經濟、外交、國內政局、國家安全4大面向進行分析。
1. 經濟
在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政策下，逐漸開放台灣商人前往中國投資，台灣亦如同印太其他國家一般常年秉持「經中政美」路線；撇除一般貿易，台灣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1996年的12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高峰146億美元，佔全部對外投資的83.8%，再逐年下滑修正至2024年的36億美元。[1]
依據過往相關研究與數據，台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基本以電子電器製造、塑膠製品、基本金屬等傳統製造業、勞力密集產業為主，2010年後，相關投資轉變為以高科技半導體產業與服務與金融為主，此跡象到2021年中國人大通過《第14個5年規劃及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確立強調建立科技產業自主供應鏈，同時因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以及台灣對於高科技進行嚴格產業管制等綜合因素，除2017、18年投資件數增長外，其餘自2013年到2023年10年間，無論案件數與總金額皆呈現下滑趨勢。
相較而言，1996年台灣對美FDI約2億7,000萬美元，2005年左右則達到4億8,000萬美元，2015年衰退至3億餘，至2024年則暴增至141億美元。投資項目則分別為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到化學材料製造、金融保險，再轉變為電腦、電子與光學，以及金融保險領域；對於新南向18國，台灣最大投資標的始終為新加坡與越南，相較而言早期投資標的較為分散，而投資項目則主要為電子零組件、批發零售與金融保險。
基本從投資金額可約略窺見，台灣整體FDI投資標的與整體國際情勢以及整體國家戰略目標有相當緊密關聯，2008~2009年起由於政府大規模採行「親中政策」，因此整體市場對中國投資急劇增加，但隨後逐漸常態修正；自2015~16年後，由於政府採行新南向政策與加大對歐美的投資，因此整體市場隨政策進行轉向。近年則是加速反應美國抗中的全球化戰略，也基於中國內部市場不確定因素增加，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多項綜合因素，2018年後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持續下滑，對美與新南向18國的投資則相對增加。
圖：台灣對外直接投資歷年金額，起始年度為1996，結束年度為2023；橘色為中國、綠色為美國、黃色為新南向18國總計。可看出2020年為整體投資轉向的關鍵。
除直接投資指數外，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尤以台積電等為例，其生產占全球先進晶片約90%，使其成為美中科技戰的核心角色。近期的關稅戰與科技限制可能反進一步推高世界對台灣高階晶片的依賴，但也帶來貿易壁壘和供應鏈重組的挑戰。加上Trump的各國關稅等諸多因素，台灣作為全球貿易供應鏈的重要成員，藉由輸往第三國加工後輸美的路線是否有進一步衝擊，以及長期被點名操控匯率與非關稅貿易壁壘等，都是接下來必須妥思的議題。
對台而言，藉由台積電領頭的赴美建廠與直接投資，加上美國先期推出晶片法案等，我如何與美國企業（如英特爾、輝達）建立聯合研發或代工合作，強化美台供應鏈整合，乃至於藉由台積電先進技術強化與美國的經濟安全掛鉤，乃至於以技術合作換取美國對台安全承諾的強化；此外，在台積電赴美建廠投資前提，我其他產業如何從中分散、調整市場以分散風險，並且嘗試從新興市場平衡美中科技、貿易戰的衝擊，例如強化與新南向18國的科技、貿易投資乃至於機械加工出口等項目，以及持續修訂、強化法規以爭取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或與歐盟洽談雙邊貿易協定，提升台灣在全球貿易體系的地位。
2. 外交
Trump的交易式外交手段，有別於過往的「承諾式」外交，有人視為不穩定的外交關係，卻也有認為更能有明確的談判方向，但綜觀而論，雖對美外交是台灣外交事務中最重要之一環，但Trump的風格卻也為台灣發展其他面向外交提供新的契機。
首先對美而言，台灣強化經濟夥伴關係與安全關係乃重中之重，一方面在滿足加大對美防禦性武器採購以達GDP 3%要求同時，須注意應採包裹方式換取美國部分技術移轉、訓練，乃至於由台灣承擔部分美國在印太區域的維修、運補等任務，乃至於採與F-16V的共同開發模式對次世代武器提供資金、技術支援，除可支持美國對次世代武器開發，更可循F-16V的路徑取得專利回饋，深化與美國安全及技術關係。
二方面，台灣應思考如何加強與美國領導之多邊關係，如QUAD、IPEF等， 在非軍事安全層面與經貿層面如何加強與成員國的雙邊互動，以疫苗、人道救助（HADR）、氣候變遷、綠能發展、海洋保育、新興科技等議題，加強與日、韓、澳、印等多國的合作交往，進一步強化以間接方式參與前述美國領導之多邊架構，等同強化台灣與民主盟邦間非正式聯盟關係，拓展與其他民主國家之鍊結。
此外，當美國企圖建構「乾淨供應鏈」的前提，台灣如何以現階段自身優勢，強化與印太乃至全球有盟的外交、政治與安全互動關係，包含在尖端科技與技術規格上，參與次世代規格的制定如6G、AI等，確立並強化我在「乾淨供應鏈」中不可或缺之地位。此外可藉由強化與其他民主友盟之關係，一部分分散過度對美依賴所造成可能之風險，如近年歐盟與印澳對我依賴加深，如何在分散對美依賴下，形成多邊安全與經濟網路，以增強抗中能力與適應力。
此外，台灣對開發中國家的援助交往長期偏低，主要因國人對援外的不理解與反感，近年台灣政府改變以往押寶式援外計畫，改採長期計畫式協助開發中國家加強國家基礎建設，有別於中國的陷阱式投資關係，台灣應妥善運用彈性外交手段，針對各國、各區域的發展弱點，以自身科技、基礎建設能力，乃至民主自由的爭取歷史經驗，以及非軍事外交項目等，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國力與民主，強化軟、硬實力的拓展與交流。
3. 國內政局
近年由於國內企業全球營收相對穩健，因此常出現稅務超徵而退稅的需求；然，相較於退稅、提高免稅額等，台灣賦稅長期在已開發國家中偏低，相較於退稅國家更應妥善運用稅額，一方面彌補國防預算的增長、協助與刺激推動中小企業「數位轉型」，抵消關稅戰對出口導向產業的衝擊、擴大社會安全網，如長照、托育，以緩解民眾對經濟與社會穩定的需求，並且嘗試重整財政紀律確保長期經濟與金融秩序穩定，以及加入汰換老舊電網與基礎建設，以符合新興科技大規模投資項目需求等，此些項目都需要大量資金與長期建設發展規劃，相較於短期退稅與釋放紅利與人民，妥善運用稅收加大、刺激國內開發以重振經濟建設，恐是較為妥善之作法。
此外，面對國家意識之紊亂，國防知識的不足，執政團隊應妥思建立跨黨派外交與國防對話溝通平台，協調對美、中政策的立場，同時在國安允許範圍內公開透明化對美軍購與投資計畫，爭取民眾支持，並且投資預算與改革教育結構，強化對年輕世代的國防教育，鞏固全民守護民主價值、抵抗反民主自由之意識與價值。並且國內應思考修法，加重對於破壞民主自由體制，宣揚反民主、自由體制理論的罪責與犯罪樣態的涵蓋，以確立防禦性民主制度，加深境外敵對勢力對我滲透與破壞的難度及刑責等。
4. 國家安全
當全球民主盟邦在應對美國變局的同時，仍持續強化雙邊、多邊安全關係，我應進一步思考如何在既有框架與限制下，快速加強與他國的安全互動關係。當菲國在近年重回遏止中國的路線，一方面強化與日本的安全關係，簽屬互訪協定，同時強化與紐澳等國安全關係，並且加大美國駐軍的範疇。台灣一方面除加大傳統武器載台對美採購，乃至於前述之投資研發外，應強化自身能力加速國防現代化，強調不對稱作戰能力以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建構，加速國產無人機（如騰雲無人機）、反艦飛彈（如雄風系列）與潛艦計畫，構建「刺蝟防禦」網路；提升網路戰與電子戰能力，抵禦中國的灰色地帶作戰，如假訊息、網路攻擊等。
持續修訂國內洩密罪責與加強安全保防機制，除「國家安全秘密」項目外，應增訂「關鍵受控非機密資訊」等項目，如未被列在軍事機密項目卻可能對友盟武器、科技開發有關鍵影響之項目等，思考全面性強化資訊安全以增加友盟對我之信心。進一步尋求加大在美國主導的演訓項目腳色之機會，包含維運補保，乃至於擔任布雷、掃雷等非優先戰鬥任務，再伺機爭取正式防衛力量的加入等。
此外，藉修法強化對我關鍵基礎設施等重要項目的維運，以及確保彈性的支援模式，藉既有「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整合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之力量，提升戰時應對能力、臨戰的整備能力等。
5. 代結語
整體而言，當前全球變局乃處於美中對抗的前哨，
1. 鞏固經濟韌性：以半導體為核心，深化與美國、全球民主友盟的產業合作，同時分散市場與供應鏈風險。
2. 強化國防自主：投資不對稱防禦，提升全民韌性，降低對美軍直接介入的依賴。
3. 拓展國際連結：以民主價值為基礎，深化與印太盟友及歐洲的非正式合作，爭取國際支持。
4. 靈活應對不確定性：積極回應Trump的交易式外交，備好談判清單，做好社會溝通，同時準備應對其政策波動的風險。
台灣的獨特優勢（半導體、民主制度、地緣位置）使我能在美中博弈中扮演關鍵角色，但也需謹慎應對中國的軍事與經濟壓力，以及川普政策的不可預測性。長期而言，台灣應以「靈活務實」為原則，通過多邊合作與自我強化，在動盪的國際環境中穩固自身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