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美國印太第一島鍊安全部署：從「戰略退卻」到「分區聯防」構想的實踐

淡江大學戰略所榮譽教授 翁明賢¹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分析長 詹祥威

本文發表於「淡江大學戰略學派年會2026年研討會」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美國印太「戰略退卻（Strategic Retrenchment）」²與中國「全域壓迫」之雙重結構變局，第一島鏈國家如何建構有效且具韌性的區域安全合作機制。隨中國積極推動「台海內政化、第一島鏈內海化、周邊海域安全化」的三化戰略與強化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傳統以美國為中心、奠基於雙邊條約的「軸輻體系」，因友盟情報流向垂直化與橫向協調缺乏，已難以因應當前的複合型威脅。又受限於台灣特殊的非完整主權地位，若逕行套用傳統現實主義的「威脅平衡」或「聯盟管理」理論，往往引發周邊盟國擔憂被捲入身分承認僵局的「政治牽連」恐懼，直接與中國戰略對峙，進而迫使區域行為體相互間走向「戰略疏離」。

謂此，本文以建構主義「身分（Identity）」與「安全社群（Security Community）」概念，繞過傳統主權預設之前提，以「分區聯防」構築多邊戰略框架。本文主張揚棄對條約同盟的僵化依賴，轉奠基於「非傳統防禦條約綁定」、「分散式指揮結構」及「分層式訪問與信任機制」三大核心支柱。此機制不僅彈性適應各國政治體制與保密層級差異，更將傳統的條約防禦承諾，轉化為基於「供應鏈韌性」與「共同行動圖像」的「功能性與結構性綑綁」，在美國主導東亞第一島鏈整體「戰區」思維下，從美日、韓日、日台到台菲雙邊建構的「分區聯防」達成首尾一致，真正達成美國國防戰略指導下，在東亞地區建構之「拒止性嚇阻」（denial deterrence）的防衛能量，也才能台灣未來國防自主安全的另外一重保障機制。

關鍵字：第一島鏈、分區聯防、安全社群壹、前言

當美國對積極發展核武的伊朗採取「極限施壓」³戰略，除延續並強化長期經濟、金融制裁，更與以色列聯手對其濃縮鈾設施、地下武器庫與革命衛隊（IRGC）領導階層進行精準打擊。在此危機，伊朗軍方選擇對美伊反擊，同時針對海灣阿拉伯國家進行非理性防衛性擴張報復（Defensive Expansion）；此從單向反擊轉向「施壓鄰國」的邏輯，非僅是區域衝突的偶然，而是「修正主義國家」在面臨系統性生存危機時，常見的「橫向升級」手段⁴。在「建構主義區域聯防架構」分析下，國家行為不全然基於物質力量的計算，更取決於對其身分（Identity）與威脅感（Perception）的建構。

沿此邏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戰略環境與伊朗具備高度的結構相似性：雖強弱有異，但兩者皆處於美方「極限施壓」的結構性包圍中，且其國內治理的合法性皆與「對外維護主權完整」及「民族復興」的身分敘事高度掛鉤。當中國面臨內部經濟成長邊際遞減，外部第一島鏈圍堵、關鍵技術封鎖帶來的窒息，其行為模式亦可能發生性質上轉變。原以維持區域穩定為主的戰略慣性，或在「威脅感知」過載狀況下，轉向對周邊鄰國 — 特別是試圖在中美間維持中立的國家 — 採取更具攻擊性的「身分再確認」行動。在此脈絡，伊朗對海灣國家的無差別報復，為預判中國在極端安全壓力下可能產生的戰略溢出效應，提供一關鍵的實證參考。

中國自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後，基於2035年國防現代化發展、2049年世界強國雙重目標下，採取以北京為核心的三個區域層次，在「以陸制海、以海制島、兩線夾擊」戰略指導下，推動「三化戰略」— 即台海內政化、第一島鏈內海化、周邊海域安全化，以挑戰冷戰後美「輻軸體系」（hub-and-spoke），該體系以雙邊條約（美日、美菲、美韓）在冷戰後成為抵抗共產東擴、穩定區域安全，及維繫美國區域影響力的體系架構。然，該體系的特性乃「戰略決定權集中化」、「情報流向垂直化」，「輻條間橫向協調缺乏化」，依此當前高度複雜之安全環境，實難應對中國2027台海變局、2035軍事現代化、2049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諸多挑戰。​​

傳統框架中，「國家身分」（statehood）為推論起點，國家具有被承認的「主權」；然台灣特殊的「非完整主權」地位易與他國間產生對接落差，在理論上直接套用威脅平衡（Walt）或聯盟理論（Snyder）恐引排斥反應。謂此，本文引「建構主義」之「身分」與「安全社群」（Identity and Security Community）概念，發展適合本域且對區域安全穩定有直接正向助益之「分區聯防」框架，依此對高度潛在安全威脅進行遏阻。

貳、「輻軸體系」潰散與敵手「全域壓迫」

1、歷史遺緒與現狀挑戰

冷戰後，全球權力結構呈現一超多強均勢，蘇聯等共產陣營垮台，由美國帶領的「民主陣營」從對峙獲勝；在太平洋，以美國為中心，日、韓、台、菲、澳為「輻條（spokes）」的雙邊條約體系，取代歐洲的北約集體安全形式，決定了亞太區域權力平衡與和平穩定。該體系主要以美國為中心，一系列與單一國家的雙邊防禦條約所組成的「輻軸體系」，形成對共產威權擴張的遏制，確保此區域的安全與權力運作。⁵

但實際系統運作，基本由美國單邊主導、地區行為國參與、回應並合作，且條約運作核心除了保障當事國的安全外，基本主要核心任務在支持美國的地區霸權維繫任務，整體戰略裁量權集中在美方，運作基本依照諮商，及各國依各自憲法或相關法令啟動行動程序之模式。此安排並非美國單方面霸權意志決定的結果，而是整個地區國家互動的歷史遺緒，盟友間彼此的愛恨情仇，以及對於美國在區域角色的定位，影響並決定了此區域的安全合作形式。⁶

以經典之《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為例，基本以「美國提供防衛、日本提供基地」的交換條文形式存在，美國保有廣泛使用日本基地以維持「遠東和平與安全」的權利，並依此長期作為美軍全球部署與前進基地的一環，並非僅是日方防衛需要的附屬；在回應外在安全需求上，美國往往自行評估威脅並預先部署戰力，使區域作戰構想、兵力運用與戰時指揮實際上都依附於美軍作戰計畫。⁷

雖然從條約字面法理檢視，無論是《美日安保》或《美韓共防》，皆明定當區域受武裝攻擊時雙方『將依各自憲政程序採取行動』；此一條文設計，原為美國防範自身被無端拖入區域衝突所預留的法理後門。然而，在實際同盟結構與聯合防禦機制運作下，此安排卻對當事國展現「不對稱性」。

由於美軍採前沿部署⁸，且作戰指揮體系高度一體化，美國實質上壟斷區域衝突的最高戰略裁決權；一旦美國決定因應外部危機（如台海或南海變局）而啟動其駐日、駐韓基地與作戰機制，同盟的聯合防禦機制便會自動運轉；此時，作為「輻條」的當事或地主國不僅毫無拒絕配合的戰略自主空間，更會在軍事與後勤上「必然且自動」被牽連進衝突。⁹此結構使區域盟國深刻體認，傳統軸輻體系，與大國結盟代價便是隨時面臨被動捲入大國地緣博弈的系統性風險，進而加劇平時的戰略焦慮。

此種藉雙邊條約互動，建立「安全－自主權」交換的相互關係，當事國以部分對外戰略自主換取美國安全保護，美方則以此獲取對盟國戰略選項與外交走向的實質影響力，此互動基本在印太區域形成一定的安全槓桿平衡。¹⁰

相較於北約的強化多邊協調機制，以及因應安全事務常設之軍事協商與情報交換架構，美日、美韓、美菲、美澳等各輻軸設有雙邊安全諮商委員會、聯合防務委員會等平台，但主要是「一對一」與美方對口，美澳紐等雖有三邊理事會（ANZUS Treaty），但其功能更偏諮商與政治協調，而非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其他「輻條」納入一致的多邊作戰與情報機制。因此該區域的情報與作戰計畫主要運作，是各國國防或情報機關與美國對口的單方面往來，再由美方進行整合與再分發；除決定權與流通決策決定者在單一美國，區域內其他盟國間反而缺乏制度化的直接情報共享與聯合評估機制。¹¹

此種輻條間低連結度、樞紐控制強的模式，基本形成「戰略決定權集中化」、「情報流向垂直化」、「輻條間橫向協調缺乏化」的三大特徵。本文之重點在，此體系面對現代高強度、快節奏的飛彈與混合戰時，當中「情報流向垂直化」因決策路徑過長與「輻條間橫向協調缺乏化」，同時「戰略決定權單一化」與的特性與先天缺陷，基本已無法應對中國、朝鮮與俄國所發起的快速、全面，以及橫跨傳統、非傳統安全的集合式挑戰。換言，當防禦體系「決策傳輸 / 溝通成本」遠高於敵方「跨域打擊速度」，此種單點失效即可能導致全線崩潰的脆弱結構，已成印太安全防護網的破口。

例如在早期無論《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中，為避免被迫捲入當地戰爭，美國強勢主導了「未經美國同意，中、韓不得採取進攻性軍事行動」等條款，基本反映前述軸輻體系的「戰略決定權集中化」。另一方面，2014 年美日韓三方《三邊情報共享協議（Trilateral Information Sharing Arrangement, TISA）》簽署，但該協議的運作機制極度僵化，韓國攔截朝鮮飛彈數據須先上傳至「駐韓美軍（USFK）」，再轉交給作為「情報樞紐」的美國印太司令部（INDOPACOM），最後才由美方下傳給日本自衛隊的漫長途徑。基本就可看出前述軸輻間的「情報流向垂直化」、「輻條間橫向協調缺乏化」困境。¹²

2、敵手的「全域壓迫」

冷戰結束後的「一超多強」格局，並未如自由主義者所預期地走向穩定的單極和平，而是為中國提供在既有秩序下積累力量、再反過修正秩序的歷史窗口。隨著「綜合國力」的迅速成長，北京一方面深度嵌入現有國際經貿與金融體系，藉由世界工廠、供應鏈樞紐與全球最大貿易國的地位，取得對關鍵物資與市場的槓桿；¹³另一方面，北京在軍事、科技與數位等領域推動自主體系與替代規則，以降低對西方的依賴，並在自認條件成熟時對原有霸權的盟國提出「選擇性挑戰」，企圖以自身體系取代原有霸權體制。¹⁴此策略既非蘇聯式全面脫鉤對抗，也非單純制度順從，而更接近一種「選擇性修正主義」，在經貿與制度層面部分利用現有秩序，在安全與話語層面則尋求鬆動甚至改寫遊戲規則。

在軍事與安全層面，中國藉持續國防現代化與戰略縱深經營，試圖突破第一島鏈對其海空兵力的抑制，以區域拒止能力（A2/AD）、遠程打擊與灰色地帶行動，不斷將其所謂「防禦圈」外推，進而對西太平洋既有軍事平衡施加壓力。此壓力非限於傳統軍事維度，而是與經濟依賴、基礎設施投資、關鍵技術與數據規則輸出交織，遂逐步形成一套以中國為重心的「秩序重建」；其目標非與美國簡單尋求戰略平衡，而是在「崛起」過程使美國等既有霸權力量逐步消退，並尋求區域內的霸權力量，進而促使域內國家在選擇扈從對象時改變思考。

復以，中國建構之戰區威懾，自本土沿海及南海人造島礁所建構之拒止飛彈網路，對域內國家防衛縱深與美國的軍事介入能力，已構成強大生存壓力。依美國國防部近年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¹⁵，火箭軍（PLARF）已建立全球規模最大的陸基彈道飛彈庫，其中部署超過 1,000 枚短程彈道飛彈（SRBM）、高達 500 枚以「東風-26」（DF-26）與「東風-21D」（DF-21D）為首的中長程飛彈。相較受限於《中程飛彈條約（INF Treaty）》數十年、近期才剛開始在此區部署陸基中程火力（如 Typhon 系統）的美國及其盟邦，中國在第一至第二島鏈間取得極端懸殊的「不對稱」。射程 4,000 公里的打擊載具，不僅能精準覆蓋台灣、日本與菲律賓等周邊國家的政軍樞紐，更直接威脅關島等美軍前沿戰略節點；配合其在南海高強度軍事化的人造島礁（部署遠程防空、反艦雷達與機庫掩體），北京實質上正將周邊的國際水域轉化為受其嚴密火力覆蓋的「堡壘（Bastion）」，迫使周邊國家在面臨灰色地帶衝突時，不得不因忌憚其後端的龐大飛彈威懾而做妥協。

俄國與朝鮮則在各自的限制與優勢之內，逐漸與中國形成一種鬆散而功能互補的「修正主義聯動」¹⁶。俄國在常規軍事力量、能源與戰略縱深上仍具殘存優勢，藉由對歐洲與印太的同步施壓，牽制美國與其盟邦的整體戰略資源配置；朝鮮則以核武與飛彈計畫為槓桿，對韓半島與日本構成高頻率、低成本的危機壓力，迫使周邊國家持續調整防務部署與政治注意力，並依此在國際舞台爭取更多談判籌碼。此二者雖各有內部脆弱與制度侷限，卻在戰略效果上為中國創造一「外圍干擾場」，使美國及島鏈國在處理中國問題時，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北方與西方的壓力投射。¹⁷

對處「第一島鏈」的台日韓菲等行為體而言，跨經貿、金融、軍事、資訊，以及結合傳統軍事與非傳統軍事安全的「全域壓迫」，無論是單一國家個別應處，或以前述傳統「輻軸體系」下，以單一樞紐、單一領域為主的威懾思維，已越趨難以回應當前多維度、跨領域的複合挑戰；尤以軍事安全與灰色地帶層面而言，針對敵方在防禦圈外所組織、發起的挑戰缺乏情報廣度與防禦戰略縱深，且在島鏈國家或跨域民主國家間的高度經濟、生產的互賴關係下，國與國之間的安全亦高度互相影響。

因此在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即提出建議，呼籲「將同盟系統整合為經濟集團」，進而將安全與供應鏈、技術控制結合，¹⁸基本正視中國除在既有體系尋找戰略縫隙以利其發展與崛起外，更藉長期、低強度但高頻率的施壓，使第一島鏈沿線國家在日常政策選擇上逐步內化中國安全偏好，從而削弱傳統輻軸體系在危機管理與威懾上的效能；此種挑戰可具體具象化為中國的「三化戰略」，亦即「台海內政化」、「第一島鏈內海化」與「周邊海域安全化」。

表一：解放軍建構「近海安全戰略」架構一覽表

資料來源：翁明賢，〈台灣因應東亞安保局勢變動的戰略思考〉，《2025年亞洲調查會「東亞安保局勢變動-日、台、韓、美之因應及挑戰」國際研討會》。

3. 相對衰退與「戰略退卻」的典範轉移

前述「軸輻體系」之所以能在冷戰後維持穩定，其隱含前提在於美國具備絕對物質霸權（Material Hegemony），及承擔全球安全公共財的強烈意願。然，自 911 事件後，美國長期深陷中東反恐戰爭泥淖，龐大的戰略資源消耗與國內經濟結構變化，導致其整體國力相較於快速崛起的中國呈現「相對衰退」（Relative Decline）。此一強弱轉移客觀現實，迫使美國全球戰略目標與手段產生根本性的落差，進而催生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典範轉移。¹⁹

當前以川普政府及其保守派國安幕僚之決策圈戰略思維，已漸從冷戰後的「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 Hegemony）轉向「戰略退卻」（Strategic Retrenchment）與「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 此種戰略核心邏輯在於「資源重整與國內優先」，主張美國應首先鞏固本土與西半球的政經實力，收縮過度擴張的海外軍事承諾；對印太或歐洲等區域情勢，則傾向以有限干預、軍售或要求盟國承擔更多防衛責任（Burden-sharing）的方式進行應處，不再盲目追求無底線的全域安全擔保。

此種「戰略退卻」轉向，對傳統印太軸輻體系造成根本性的衝擊。在傳統體系中，條約當事國以讓渡「戰略決定權」換取美國必然的安全承諾；然，當「樞紐國」明確表態將視情況進行有限干預時，原先因擔心被捲入衝突而產生的「被牽連恐懼」（Fear of Entrapment），便迅速翻轉為擔憂危機爆發時美國不願馳援的「被棄恐懼」（Fear of Abandonment）。當美國不再願意扮演無條件的「全球警察」，傳統軸輻體系中「情報流向垂直化」與「橫向協調缺乏化」的致命傷便進一步被無限放大；一旦垂直的樞紐失能或遲疑，缺乏橫向連結的輻條將形同散沙，面臨被敵手各個擊破的風險。

綜上，面對中國以大量反介入飛彈與灰色地帶所構築之「全域壓迫」，與美國基於戰略退卻所導致的安全承諾相對弱化，二者交織印太區域傳統雙邊安全結構已難以維繫平衡。第一島鏈國家在面臨生存「威脅感知」（Threat Perception）極遽升高情境下，若欲避免中國「三化戰略」逐一瓦解，便不能再被動仰賴單一霸權的垂直保護。這迫使區域內行為者必須重新建構彼此的「安全身分」（Security Identity），從依附性質的雙邊同盟，走向以利益重疊與價值共享為基礎的水平化「分區聯防」，方能在此系統性危機中建立具備韌性的防禦架構。

參、理論辯證

國際關係理論傳統框架中，「國家身分（Statehood）」 是所有推論邏輯起點。當此起點與理論假設產生落差，直接套用「威脅平衡」或「聯盟管理」將形成嚴重「排斥反應」²⁰。此為首先以理論分析台海或印太情勢的基本困境，當台灣是否符合「國家身分」成為國際場域無解之爭辯，成為以往發展下一步合作的首要阻礙；實際情況，是台灣政府積極藉由非正式、非邦交條約、平台積極尋求突破，但根本性的差異與限制仍難克服。

謂此，前述提及兩項傳統理論，無論是「威脅平衡理論」抑或「聯盟理論」基本皆有先天之限制；又，即便無視此先天限制，此二理論在描繪此區的實際權力運作與合作上，又難以有效促成實質的安全合作關係。

1. 威脅平衡理論（Balance of Threat）應用困境

1987 年的經典著作《聯盟源起（The Origins of Alliances）》中，Stephen Walt對Kenneth Waltz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進行了極為重要的修正。Walt主張，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結盟的動機，並非單純為了對抗「權力最大」的國家，而是為了對抗「威脅最大」的國家。而所謂評估「威脅最大」的「威脅感知（Threat Perception）」四個因素，包含「綜合實力（Aggregate Power）」、「地理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進攻能力（Offensive Power）」與「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²¹。此理論基本高度契合當前整體印太局勢下，民主國家所受的安全威脅困境：在地理鄰近性與侵略意圖上，中國所構成的實質「威脅」促使區域國家選擇結盟美國，以「扈從」進而對中國形成「制衡」。

另一方面，當前中國展現的侵略性，包含在無明顯外在威脅前提下拓展「絕對防禦圈」，建構反介入能力，以及追求「台海內政化」、「第一島鏈內海化」與「周邊海域安全化」三化戰略，此擴張性基本彰顯了「綜合實力」與「侵略意圖」的威脅疊加效應。

然而，無論整個新現實主義體系，或是Walt的威脅平衡，基本乃建立在「西發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的主權國家預設上，認定聯盟乃「主權國家」間的正式安全條約關係。在台灣缺乏先天國家身分前提，無法與美、日、韓、菲、澳、紐等簽署正式防禦條約，導致區域聯盟在面對威脅時無法形成完整的法理制衡。此外，相較於Walt理論面臨的「傳統軍事武力」與「明顯侵略意圖」，當前的「全域壓迫」乃以「非傳統安全」起始，海上民兵、認知作戰、經濟脅迫與網路威脅等，皆難有效以傳統條約與威脅平衡理論進行應處。而Walt將「意圖」視為客觀可測量的物質，卻忽略「威脅感知」與「盟友關係」是社會與身分相互建構之結果，台、日、菲、韓等行為體並非基於單純物質計算，更是「民主、自由航行、現有生活方式」等既有認知與身分建構之結果。

另一方面，威脅平衡理論中國家若感受到威脅，會選擇與最強大的力量結盟以求「平衡」；然在此邏輯中，當鄰國即便感受到中共威脅，在認定台灣為「聯防夥伴」時，會面臨「成本負擔」的不對稱性，亦即非軍事性的極端成本，此導致鄰國即便在「威脅認知」上與台灣一致，也無法在「平衡行為」上實質與台灣產生同步作為。對區域國家而言，即便被動採取「平衡作為」，在實質上面臨威脅提前「變現」之風險，因此相較於「威脅平衡」更好的方式乃「疏離」或「中立」，而此正是中國所欲達成之目的。

2. 聯盟管理理論（Alliance Management）邏輯斷裂

格倫·史奈德（Glenn Snyder）在探討同盟政治時，提出經典的「聯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其指出結盟國家在互動中無可避免地面臨兩種結構性恐懼：「背叛（Abandonment）」與「牽連（Entrapment）」。Snyder認為，同盟中的國家為避免在危機爆發時被盟友拋棄，往往必須向對方展現更堅定的承諾與實質支持，但這種無條件的力挺，卻會極大地增加自身被盟友冒進舉動捲入不必要戰爭的風險；反之，若為避免被牽連而刻意在某些議題上與盟友保持距離或模糊態度，又會加劇盟邦的不安全感，最終可能導致聯盟信任破裂與實質的被棄。此一理論完美解釋為何同盟體系中的國家，總是處於不斷妥協、尋求再保證（Reassurance）與猜忌的動態折衝之中。²²

此外，此理論運作的邏輯，高度依賴「正式條約」產生之法律約束與國家聲譽（Reputation）成本。在傳統安全體系中，國家為避免盟友背叛，往往必須在某些議題妥協從而承擔被牽連進非意願衝突之風險。然，當此框架應用於涵蓋台灣的印太區域安全結構時，其理論前提便產生嚴重邏輯斷裂。

在正式條約聯盟中，所謂「背叛」是指違反雙邊或多邊條約。但台灣與鄰國間大多缺乏正式法律約束力的共同防禦條約。對日本或菲律賓等國而言，不參與台灣的聯防或採行中立，在條約法律上並不構成「背叛」，這使得「背叛恐懼」在理論上對鄰國毫無實質約束力。而傳統上，大國擔心被小國的挑釁行為「拖入戰爭」，亦即在不願意的前提下受區域國家的「牽連」；但在台灣議題上，鄰國擔心的並非僅是被拖入戰爭之軍事安全牽連風險，更是被進一步捲入「身分承認」的政治僵局 ‒ 一中、二中、一中一台等；而此「政治牽連」的風險，對鄰國而言的長期成本顯然遠高於中短期的軍事牽連，而此種所謂政治效應在Snyder的原始理論中亦較少被討論。

上述兩種機制的斷裂，最終導致區域防衛的集體行動之困境。儘管周邊國家，無論韓、日、東協等在戰略上或已體認中國擴張威脅，但地理上的鄰近性反而形成雙面刃。與台灣建立實質聯防，非但無法立刻提升自身絕對安全，反而會大幅壓縮其在強權競爭中的「戰略模糊」空間。再者，在無正式條約導致「背叛」無成本，且「牽連」變異為極高昂的政治與經濟代價情況下，第三國的理性選擇絕非傳統聯盟，或威脅平衡理論的積極「同盟」或「平衡」，而是走向「戰略疏離（Strategic Alienation）」；即試圖在美、中、台的紛爭中保持中立、趨吉避凶乃為最安全的理性抉擇，而此使各同價值的民主行為體間分化疏離，反完美落入中國「反介入」與孤立台灣的最高戰略指導中。

3. 建構主義身分與安全社群 (Identity and Security Community)

既然傳統基於物質實力的「威脅平衡」與基於正式法理的「聯盟管理」無法解決台灣在此區的安全對接困境，甚至因「政治牽連」的恐懼而促使周邊國家走向「戰略疏離」，本文主張應適度揚棄純粹的物質主義與西伐利亞主權預設，轉向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視角尋求理論解方。

首先，在「身分（Identity）」的本體論上，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的經典名言「無政府狀態是國家建構出來的（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指出，國際體系中的威脅認知與結盟行為，並非單純由客觀的物質力量決定，而是源於行為體在長期互動中形塑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與身分認同²³。在此理論視角，行為體是否具備參與區域防衛的資格，不再僵硬地受限於國際法上的「國家身分（Statehood）」；相反地，更著重於其實踐的「社會與政治身分」²⁴。面對中國以威權體制為核心的擴張與全域壓迫，台、日等印太行為體，藉長期的民主制度實踐、自由市場經濟互賴，及對「自由開放的印太（FOIP）」規則堅持與實踐，實質上已跨越主權藩籬，共同建構出一種對立於「修正主義」的「共享價值身分」。

其次，基於此種「共享價值身分」，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於 1957 年提出的「安全社群（Security Community）」概念，為破解此區合作僵局提供完美的理論載體。Deutsch認為，當一區域內的群體透過高度跨國互動、溝通與價值觀整合，發展出強烈的「我們感（We-feeling）」與互信時，便能形成一個共同體；在該社群內，成員確信彼此不會訴諸武力解決爭端，且對外部威脅會產生高度一致的集體感知。²⁵伊曼紐·阿德勒（Emanuel Adler）與麥克·巴內特（Michael Barnett）進一步擴充此概念，明確指出「安全社群」運作不必然依賴正式的共同防禦條約，而是依靠共同的實踐（shared practices）、認知框架與跨國網路。²⁶

建構主義的「身分」與「安全社群」應用於當前印太局勢，其最大理論價值在於徹底跨越前述的「聯盟困境」與「牽連變異」。在安全社群的框架下，周邊鄰國將台灣納入防衛協調，如海巡執法合作、供應鏈預警機制、情資共享等，並非基於立即觸發北京「一中政治紅線」的正式軍事同盟，而是基於維護「共同民主身分」與「區域生活方式」的防衛性實踐。當中國對台採取灰色地帶行動或極限施壓時，周邊國家不再將其冷眼視為「事不關己的他國主權爭議」以求避險，而是透過社會建構的視角，將其視為「對自身所處之民主與自由航行社群的實質攻擊」，更是挑戰各國在「非紅供應鏈」等跨國經濟合作的實質利益。

此種由內而外、由「身分認同」驅動的共同威脅感知，有效消解缺乏正式條約所帶來的「背叛無成本」困境，並將防衛合作的焦點從「軍事捲入的政治代價」轉移至「維護共有身分的必要性」。這為台灣跳脫傳統同盟的法理束縛，並為後續推演建構實質、具備韌性的「分區聯防」機制，提供最堅實的理論基礎與行為正當性。

肆、建構主義下「分區聯防」的構想與實踐

1. 戰略壓迫與空間重塑

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以「百年恥辱」為驅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終極目標，為中國後續的整體國家發展建構諸多必須達成的進程。其中直接對台海與第一島鏈的威脅是，其設定的三個軍事現代化里程碑指標，包含2027年達成「建軍百年奮鬥目標」、2035年完成軍事現代化、2049年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等。²⁷儘管官方對 2027 年目標的修辭聚焦於「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但從美台戰略學界與實際兵力部署的視角觀之，此一階段的實質軍事指標，乃是確立「具備武力犯台的能力（Capabilities to successfully invade Taiwan）」與「拒止外軍介入」的絕對能力。²⁸換言之，2027 戰略核心並非單純針對台灣本島的武力投射，更是為了在第一至第二島鏈間建構強大反介入/區域拒止能量，確保在對台採取非和平手段時，具備癱瘓或遲滯美、日等同盟體系軍事馳援的實力。此「拒止外軍」進程，正與前文「戰略退卻」下美國安全承諾的動搖形成危險的死亡交叉。

北京正透過一系列舉措推進「三化戰略」，台灣海峽內政化、第一島鏈內海化、周邊海域安全化；此舉不僅旨在建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最終目的乃確立區域內中美「均勢地位」。島鏈民主國家關鍵挑戰在於缺乏制度化協調機制，日本與台灣雖強化各自防禦，但兩國間無正式防禦條約；台灣與菲律賓協調亦顯脆弱，這些「縫隙」正是中國戰略滲透的目標。

首先，所謂「台海內政化」，係指對內在法律，以及對外在話語層面，以《反分裂國家法》、「一個中國原則」等框架，將國際社會與盟邦在台灣海峽可能的介入預設為「干涉內政」。其長久以往的作為，乃在外交領域與國家宣傳上，持續向區域國家與國際組織施壓，要求在雙邊乃至多邊文件、聲明與聯合公報中，確認「一個中國」措辭，使台灣議題從國際安全議題轉為「雙邊政治承諾」，進而弱化台海的國際安全屬性，壓縮美日等國在「集體安全」語境下參與的合法性空間，為日後在政治與軍事上強化單邊「處置權」鋪路。

第二、「第一島鏈內海化」則是將第一島鏈從原本阻遏中國向外擴張的「安全邊界」，反向塑造為中國近海安全縱深的一部分；以常態化遠海聯訓、越線巡航、繞台繞日航行與火力演訓，模糊公海、專屬經濟區與「中國活動慣常區域」的界線，即形成事實上所謂的「準內海」。在認知上，強調「近海防禦、遠海護衛」與「五海聯動」（日本海、黃海、東海、台海、南海），將整個第一島鏈周邊海空視為「中國生存空間的自然延伸」，基本在空間上壓縮了美日、台灣在第一島鏈的作戰與情報活動縱深，在國際場域上則改寫危機管理的敘事，使美軍介入與聯盟行動被塑造成「闖入他國近海」。

第三、「周邊海域安全化」則在法律與話語敘事上，將原本具有國際性、公共性質的海域，轉化為由中國主導的「治安、安全問題」，強調「穩定」、「打擊非法活動」，淡化主權與自由航行爭議。一方面大量運用海警、海上民兵與行政執法名義，進行登檢、驅離、設置禁限制區等灰色地帶行動，二方面則在多邊場合宣稱中國是「地區穩定的提供者」，把他國軍艦、軍機存在描述為「挑釁」與「威脅」，試圖反轉安全敘事。

具體操作上，「台海內政化」方面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工具，就是 2005 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該法明文宣稱：「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並進一步規定在所謂「和平統一」無望時，可以動用「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這等於將「台灣問題」由國共內戰之歷史遺緒，重新定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治理」與「主權維護」問題，為日後把外部關切一概定性為「干涉內政」提供了正式法源依據。²⁹

2. 超越傳統同盟的「分區聯防」：實質協調、分散指揮與多層次資訊共享架構

面對上述結合軍事與非軍事領域的「全域壓迫」，傳統以美國為中心、奠基於主權預設的「軸輻體系」，已難以提供周延的防禦網。北京的「三化戰略」正是精準切向印太同盟缺乏橫向協調的「縫隙」，並利用台灣特殊的地位與身分，以「干涉內政」政治紅線與防禦條約的法理門檻，嚇阻周邊國家的實質馳援，迫使各國採取實質「戰略疏離」。謂此，要有效填補戰略破口，區域民主國家必須在思維上進行典範轉移，亦即揚棄「正式同盟條約」的僵化依賴，轉而從建構主義的視角出發，以「共享的民主身分」與「互為主體的生存威脅感知」為基礎，形塑出超越主權法理限制的「安全社群」。

此「不依賴正式同盟條約、但具實質協調效能」的「分區聯防」多邊機制，基本奠基在Deutsch的「安全社群」概念，域內國家對於民主、自由體制的追求與實踐，區別與中國乃至CRINK其他國家的強烈差異，社群內成員對彼此安全威脅程度低，但對於集體性外部威脅有一致的集體感知。進一步言，在確認彼此「我者」、「他者」身分後，需進一步確立不必然依賴正式共同防禦條約的「安全社群」運作模式，此種依靠高度相互實踐的過程，需具有可遵循的一致標準且確保成員間理解彼此作為的相對意涵，進而增加互信並降低誤判之風險。

實際層面而言，美國、日本、南韓、台灣與菲律賓可建立「多域整合防禦系統」，在軍事、網路、認知與資訊戰維度共享情報。除設立分層的分享架構確保各國對各自敏感資訊的保護，同時將框架設定為「自動分次升級」模型，一方面避免過度反應與不協調的各自為政，二方面確保威脅升級時各方能迅速反應。此機制不僅適用於一般軍事威脅與脅迫，對於灰色地帶乃至資訊作戰同等適用。實際而言，此機制的具體特徵有：

1. 無相互防禦條約義務： 藉相互備忘錄（MOU）、行政協議與「共同作戰圖像」（COP）形成「事實同盟」，降低政治敏感度與結盟門檻。
2. 分散式指揮結構（Decentralised C2）：沒有所謂「總部」，而是基於事前定義的共同化「交戰規則（ROE）」與「自動化授權」，實現各國部隊的「自同步化（Self-synchronisation）」。
3. 分層式訪問與信任機制（Tiered Access）： 從僅共享不具敏感性的態勢感知「外圍情報圈」，到高度機敏戰術數據的「核心決策圈」，依據各國特性與情報授權程度，設置節制的情報等即制度，一方面解決各國保密等級不一，二方面又可在制度內形成對接。

此設置之重要性，在於當前中國對島鏈民主國家的威脅，已從傳統意義上的兩棲登陸等威脅，轉變為結合「電磁頻譜致盲」、「灰色地帶消耗」與「大量飛彈飽和攻擊」的複合挑戰。換言之，解放軍不再僅以可見兵力集結與登陸艦隊作為壓力主體，而是藉網路空間部隊主導的電磁壓制與網路攻擊³⁰，配合海空「聯合火力打擊」與日常化的海警、民兵行動，將危機前奏與戰爭初期界線刻意模糊，使第一島鏈國家在尚未意識到「戰爭正式爆發」之前，關鍵指管通聯、海空態勢感知與社會韌性便已遭嚴重削弱。³¹

進一步言，當中國軍方明確將「制電磁權」與「制信息權」視為奪取「制海權」、「制空權」乃至「制天權」的前置條件，當戰略支援部隊對以網路攻擊與電子干擾針對我方雷達、衛星通訊與指揮網路實施一體化干擾與癱瘓時，體系如何在此種「是否立即界定為戰爭行為」時期的階段自行啟動，並根據事態相應嚴重程度對應不同聯盟回應機制，避免單一行為者在指管通勤監偵網電的C6ISR失能，「看不清、說不上、傳不出」狀態下，延遲有效整合盟軍支援與自身反制行動被動與困境而遭各個擊破。

另一方面，在實際操作各國對接的設計上，可參考既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之模式，以「專案小組」模式藉由議題導入並賦予角色，同時可跨越二軌、1.5軌到一軌的全域合作型態，具備多層次的彈性協調與運作機制。例如在政府直接扮演的官方工作小組一軌部分，處理的是實質法規、政策，乃至於聯絡與人員的對接。台美雙方在 2021 年簽署的《設立海巡工作小組瞭解備忘錄》，直接就海上聯合搜救、海上執法與打擊非法捕魚（IUU）等議題上進行合作，並依據此備忘錄與相關行動所必需之配套進行整合，亦即「建構共同海域圖像（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MDA）」的實質數據導入與整合。

在1.5或二軌部分，導入專家、學者可用以進行「規範倡議（Norm Entrepreneurship）」與「實質對接」；具備官方背書或部分授權的身分上，藉由智庫或學術研討探討危機處理跨國協調的標準化作業流程，以即「交戰規則（ROE）」藍圖，將實質上回饋各國國安會乃至決策高層作為一軌決策的基底，實質上完成「分散式指揮」的事前想定。而在科技與經貿戰的當前，具備關鍵戰略物資地位的產業，藉此機制平台建立涵蓋半導體、關鍵礦物與能源的「經濟安全對話」，當成員國遭受經濟制裁、貿易脅迫，或面臨能源封鎖威脅時，工作小組能迅速協調民主陣營進行產能調度與經濟互助，將「軍事聯防」延伸至「經濟聯防」。

至於二軌與專項工作小組（Task Force），除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跨國公私協力，如海底電纜等，更可針對認知領域等非傳統威脅，建構「開源情報（OSINT）」共同資料庫以及認知戰手法分享的防禦陣線，藉分享、即時交換網軍的位置來源、身分確認與協同性造假行為（CIB）等特徵與敘事路徑，形成跨國的「認知戰防護網」，在官方反應前就先發制人阻斷威脅。更重要，面對中國將台海「內政化」、島鏈「內海化」的法律戰、輿論戰，二軌學者可連袂在學界、政界與主流媒體發動「敘事反制」，乃至於藉聯合白皮書、投書進行反擊外，更可倡議以價值為核心的、新的「法理行為準則」。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 邁向「區域穩定機制」的實踐

不可諱言，在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中，即便藉建構主義視角引入「安全社群」與「共有身分」概念，行為體間對於「被拋棄（Abandonment）」與「牽連（Entrapment）」的現實主義結構性恐懼並不會憑空消失。然，本文所提之「分區聯防」框架之價值，非在烏托邦式地消滅相關困境，而在藉機制設計，將此恐懼進行「降級」與「結構性轉化」。從物質與法律恐懼，藉社群身分相互建構，創造「我們感」後內化規範，最終降低互動與合作之成本，並提升整體防衛韌性。分區聯防三大支柱 — 備忘錄建構的事實同盟、分層互訪、自同步交戰規則 — 化解既有體制缺陷所產生之無義務及牽連風險等困境。

在化解「牽連恐懼」方面，「分區聯防」揚棄傳統條約中「全有或全無（All-or-Nothing）」的強制武裝響應義務 ；藉「分層式訪問與信任機制（Tiered Access）」與「分散式指揮結構」，各參與國得以依據自身體制、政治承受度與國內法規，彈性選擇參與情報共享、網路防禦或海事協同層級。此「模組化」合作設計，不僅有效規避周邊國家因承認台灣地位所引發的「政治牽連」風險，更進一步降低面對中國灰色地帶壓迫時，跨國協調與結盟的門檻。

其次，在應對「被棄恐懼」方面，本框架將傳統對「一紙防禦條約承諾」的依賴，轉化為依據身分互動產生之深度「功能性與結構性綑綁」。當台灣藉如 GCTF 模式擴充，主動將自身半導體優勢、資安防禦經驗與安全領域之機敏與開源情報（OSINT）能力，深度鑲嵌進印太區域「多域整合防禦系統」與供應鏈韌性網路，台灣安全便不再是他國可輕易割捨的外部事務。在此複雜互賴結構下，周邊國家若選擇「拋棄」台灣，其實質代價將是自身早期預警防線與經濟安全架構崩解。此奠基於「共同實踐」與「利益交疊」的事實同盟，遠比傳統的法理承諾更具備嚇阻與抗壓韌性。

綜上，面對中國以「三化戰略」為核心的全域壓迫 ，及傳統軸輻體系難以克服的橫向協調斷裂，本文建構之「分區聯防」並非僅是理論上概念探討，更是一具高度可操作性、層次分明且完全契合印太政治現實的機制安排。「分區聯防」是破解中國「切香腸戰術」與「反介入」的最佳解方，將僵化的條約義務轉化為靈活的任務導向合作機制；此外，更將台灣海峽潛在危機，進一步轉化為催化區域民主國家實質團結的契機，為確保東亞乃至印太長期和平與民主社群韌性，提供一務實且必要的實踐途徑。

從當前印太區域的安全實務進展觀之，部分雙邊與多國合作已初具本文所指之「分區聯防」雛形。例，在日菲安全關係上，兩國不僅簽署《相互准入協定（RAA）》簡化部隊互訪程序，日本更透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向菲提供岸際雷達，實質擴充第一島鏈南段的共同海域圖像；在韓日安全關係上，雙方跨越歷史矛盾恢復《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並藉美日韓大衛營架構，實現朝鮮飛彈預警數據即時共享，體現「分層式情報訪問」的效能；而在台日海上合作方面，雙方亦透過海巡與非官方管道，在專屬經濟區（EEZ）重疊水域進行漁業秩序維護與海上搜救（SAR）的默契協作。

參酌我國防部近年發布《國防報告書》中高度強調「不對稱作戰建軍」、「全社會防衛韌性」以及「海巡平戰轉換」等戰略指導，本文建議台灣應以上述區域既有合作為基礎，在不觸碰「正式軍事同盟」紅線的前提下，針對「分區聯防」推動以下具體可操作的雙邊與多邊對接方向：

一、 「白船外交」為先鋒，建構跨國「共同海域圖像（MDA）」的實質鏈結。面對中國以海警與海上民兵發動的灰色地帶襲擾，台灣應擴大《國防報告書》中「平戰結合」的應用範圍，將海巡白船作為區域聯防的第一線對口。積極尋求日、菲海巡機構簽署涵蓋「打擊非法捕撈（IUU）」與「跨國海上執法」的合作備忘錄（MOU）。在實務操作上，推動台、日、菲三方海岸雷達與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的數據去機密化與底層代碼互通，在不涉及軍事火控雷達的前提下，建立一套覆蓋宮古海峽至巴士海峽的「早期預警與海事態勢感知網路」，落實分散式指揮下的情報共享。

二、 設立「非傳統安全融合機制」，推動網路與認知戰威脅指標（CTI）自動交換。《國防報告書》明示認知戰與網路戰已成中國「全域壓迫」的先期手段。在「分層式訪問機制」中，網路與資訊安全屬於政治敏感度低、聯防急迫性高的「外圍情報圈」。台灣可憑藉自身在全球資安領域實戰經驗，推動與美、日、韓等國國家級資安機構或智庫，建立「網路威脅指標（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CTI）」的自動化機器交換平台。此外，針對中國的協同性造假行為（CIB）與敘事操作，應組建跨國「開源情報事實查核聯盟」，確保危機初期各國決策層能共享一致的威脅圖像，避免因認知作戰導致的聯盟決策癱瘓。

最後， 以「人道救援/災防（HA/DR）」為掩護，推動韌性節點與後勤物資預置。為確保戰略退卻下區域防禦持久性，台灣可藉由應對氣候變遷與複合型災變，與鄰國建立實質的後勤互援機制。實務上，可推動與鄰國，如西南諸島、巴丹群島等，在通訊韌性、緊急醫療與能源儲備上的標準化與預置。藉定期跨國HA/DR無武裝演練，實質推進雙方在通訊加密、海空域管制分配與物資調度的「作戰準則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此舉既符合台灣「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整堤防衛目標，亦成功將軍事後勤準備與區域公共財維護合而為一。

綜上，台灣防衛戰略不應僅停留在被動等待盟國軍事馳援，而應主動運用「分區聯防」框架，以模組化、分層式的功能性合作，將自身的安全利益深深鑲嵌於第一島鏈的整體穩定之中。

¹ 此文之原始構想，乃基於翁明賢教授於日本東京受邀2025年「亞洲調查會」「東亞安保局勢變動-日、台、韓、美之因應及挑戰」國際研討會，所發表之《台灣因應東亞安保局勢變動的戰略思考》，文中建構東亞第一島鏈「分區聯防」以應對地緣戰略的相對關鍵節點。

² 在美國國力相對衰落下，對於美國全球軍力收縮已多有論述，可參閱：Salman Ahmed, Wendy Cutler, et., al., “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Carnegie, September 23, 2020, https://shorturl.at/g5oyU; Miranda Priebe, Bryan Rooney, et., al., “Implementing Restraint -- Changes in U.S. Regional Security Policies to Operationalize a Realist Grand Strategy of Restraint,” RAND Corporation, 2021, https://shorturl.at/v4T7f.

³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Advancing the U.S. Maximum Pressure Campaign On Ir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2, 2019, https://shorturl.at/3zEYk.

⁴ “Horizontal Escalation”, see: Andrew Radin, Alyssa Demus, Alexandra T. Evans, “A Vocabulary of Escalation -- A Primer on the Escalation Literature for Military Planners,” RAND, 2024, https://shorturl.at/sVYS4.

⁵ Edward Hunt, “Building Out the U.S. Hub-and-Spoke Empire in the Indo-Pacific,”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s://shorturl.at/ejV7W, October 16, 2024.

⁶ Yasuhiro Izumikawa,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Alliance System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5, No. 2 (Fall 2020), pp. 7–50, https://shorturl.at/RoVDZ.

⁷ 可參閱：奧平康弘、山口二郎編，《集団的自衛権の何が問題か—解釈改憲批判》（東京都：岩波書店，2017）；David Vine 著，林添貴 譯，《基地帝國—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新北市：八旗文化，2016年。）

⁸ 此戰略乃二戰後的美國全球戰略佈署，較近期的正式安排，可參閱：Colin Powell,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2;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2, 1999, https://apps.dtic.mil/sti/tr/pdf/ADA367522.pdf.

⁹ 依照研究當初美國採取此設計之目的，就在於避免被迫捲入當地國的無謂紛爭。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pp.461-495; Victor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 pp. 158-196.

¹0 Christopher Lamont, Jeffrey Ordaniel, edt., “An Alliance Renewed?  Future-Proofing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Issues & Insights, Vol. 22, SR 9, November 2022 Edited Volume, https://shorturl.at/DjMpg.

¹1 Yoshikazu Watanabe, Masanori Yoshida, Masayuki Hironak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Roles o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USA, 2016, https://shorturl.at/Rg6Yl.

¹2 Alex Soohoon Lee, “The ROK-US-Japan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Korea Policy Vol 2, Issue 1, 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of America, 2024, https://shorturl.at/DtqmX.

¹3 Ely Ratner, Daniel Kliman,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CNAS, January 28, 2020, https://shorturl.at/LYO26.

¹4 Sebastian Heilmann, et. Al., “China’s Shadow Foreign Policy: Parallel Structures Challenge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 Monitor No 18, Merics, October 28, 2014, https://shorturl.at/QKaXf.

¹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2024, https://shorturl.at/sBqXU.

¹6 Reva Price, et. Al., “Axis of Autocracy: China’s Revisionist Ambitions with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in 2025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2025, https://shorturl.at/Goa63, pp. 143-198; Brian G. Carlson,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a-Russia-North Korea Triangle,” US Army War College, Dec. 17, 2025, https://shorturl.at/SCyTY.

¹7  Andrea Kendall-Taylor, Nicholas Lokker, “The Axis of Upheaval ‒ Gauging the Growing Military Cooperation Among Russia, China, Iran, and North Korea,” CNAS, July 28, 2025, https://shorturl.at/tdV9E.

¹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https://shorturl.at/0Nyfz, p.22.

¹9 參閱： Paul MacDonald,  Joseph M. Parent,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Spring 2011), Harvard Kennedy School, pp. 7–44.

²0 所謂「排斥」系指「理論不適配（Theoretical Mismatch）」。傳統「威脅平衡」與「聯盟管理」理論，皆嚴格建立於「西發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之「主權國家（Statehood）」本體預設，認定聯盟乃法理主權實體間契約。當研究對象或主體被認雖具備實質國家能力（de facto state），卻缺乏普遍承認的法理主權（de jure sovereignty）時，若強行套用傳統理論，將因無法滿足理論的前提條件（如簽署具備國際法約束力之條約），導致其核心的因果機制（如違約背叛的國際法與聲譽成本）完全失效，進而使分析結果與現實脫節。

²1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ep 11, 1900）.

²2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Jul., 1984), https://doi.org/10.2307/2010183, pp. 461-495.

²3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²4 關於英美特殊關係與建構主義集體身分，可參閱：Thomas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 Peter J. Katzenst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6-113.

²5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5-7.

²6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9-65.

²7 所謂「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具體包含：全面提高，或加速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參閱：〈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共產黨新聞網》，2020年11月04日，https://shorturl.at/BzGgQ。

²8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earing to Receive Testimony on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in Review of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Request for Fiscal Year 2022 and the 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 117th Cong., 1st sess., March 9, 2021, https://shorturl.at/775Ww, pp. 47-49.

²9 Donald C. Clarke, “China's Anti-Secession Law: Background, Legal Significance,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GW Law Scholarly Commons, July 11, 2024, https://shorturl.at/rHGTC.

³0 在既有分工與任務下，網路空間部隊主導攻擊、信息支援部隊主責後勤與保護。可參閱：Joel Wuthnow, “China’s New Info Warriors: Th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ce Emerges,” War on the Rocks, June 24, 2024, https://shorturl.at/47jPw.

³1 Bonny Lin, et., al., “Tracking China’s Increased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in 2025,” China Power, February 5, 2026, https://shorturl.at/otY4O.